数据不仅可以用来完成历史画像，而且，因为数据中隐含着规律性，对数据的深度分析有助于预测未来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这种转让行为认定为《刑法》288条规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否则就违反了法秩序统一原理。对于法定犯的行政从属性来说，没有违反行政法规就不可能构成行政犯，这就是所谓的法秩序统一原理，即不能将行政法上认为是合法的，而在刑法上认为是犯罪，因此法秩序统一原理对于法定犯的适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某些专业性的问题向行政机关咨询，行政机关对某些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解答，这些解答也是一种行政认定。以上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法定犯的性质所作的说明，可以说，虽然在古罗马时期就有禁止恶这一观念，但法定犯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则是到了近代及现代才真正确立。这是一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从法律上来说此罪是典型的义务犯，而这种义务是法律、行政法规所设定的，而本罪是以违反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为前提，因此本罪属于法定犯。（二）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性 法定犯虽然具有行政违法性，然而并非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必然构成法定犯，只有那些情节严重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才被立法机关规定为法定犯。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了被告人的非法经营罪。

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定犯罪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定犯并不是一个概念。这里的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指警察犯。行政权力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其运行的监督制度是一个宏大的体系，由许多支系统组成。

要结合廉政建设方面的实际情况，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等有关事项报告、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等相关法规范，确保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筑牢不能腐和不敢腐的机制。要使该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应当与科学评价机制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增强良法的追求，又要落实善治的支撑，以良法求善治。为了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应当分门别类地对腐败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适合于各个领域预防和解决腐败的相关机制和制度

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正是这样的坚实保障。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要落实制度，健全机制，明确标准，完善程序。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也必须尊重并履行行政决定，要行使抵抗权则需以法规范的明确授权为依据。预防和解决腐败重在制度保障。一方面，要使行政主体和公务员清楚自己的使命、职责和权力边界，做到依法裁量，过程透明，法规范不足之时，再辅之以理以情，运用法的原理和法解释的手段，为了公共利益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作为或者不作为。

要处理好改革与立法、创新与执法等各类关系，需要在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范中贯彻落实，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评价和责任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进治理的法治化。法治，不是机械地履行法律条文，但必须以法律条文的解释适用为基本依归，同时还必须是积极、能动地理解和实现法律精神，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及个体利益。在现代国家，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其管理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所作所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息息相关。

以良法求善治，完善治理的法体系。这就必须有一系列办事程序、标准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予以保障。

必须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以及全面小康背景下扎实推进良法善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政府机关作出的决定、命令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遵守、维护和实现。

既要增强良法的追求，又要落实善治的支撑，以良法求善治。不论强调教育的作用，还是注重监督的威力，乃至强化惩处的效果，都应当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并不断加以完善。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规范都确立了相应的法律保留原则。享有和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主体和公务员都必须树立人民是权力之源的观念，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全过程的程序性规制，重在贯彻预防为主、规制和救济相结合的原则，并辅以科学的评价机制，使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便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矛盾和纠纷，并检视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要像神医治病一样，做到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既要重视教育，又要强调监督，更要设置相应的惩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应当注重提升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法规范的质量，强调法规范解释的科学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效性。行政权力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其运行的监督制度是一个宏大的体系，由许多支系统组成。

在庞大而复杂的监督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分权制衡、合理配置权力的理念落实到各种制度或者机制之中，最终在各层面各领域架构合法的规范的运营机制。在国家政权体系内外有诸多治理主体，纪委监委、党委政法委、组织部、公检法等都是重要的国家治理机关。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6月2日第08版。要结合廉政建设方面的实际情况，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等有关事项报告、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等相关法规范，确保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筑牢不能腐和不敢腐的机制。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和权利观念。这就需要始终强调和贯彻落实法治行政原理的价值指引，把程序公正放在突出位置，确保程序公开透明、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使相关制度、规则和标准依托于完善的程序支撑，增强权利救济的实效性。预防和惩治腐败，倡导和树立廉洁的新风，既是树立政府威信的需要，也是回应民意的需要。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完善全过程的程序性规制，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特殊情形下，若要突破上述法律规定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手段，则应当适用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特别法。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应当依法对相关利益进行调整，对相关纷争予以解决，把规范权力、实现和发展权利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应当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事前、事中的程序性规制乃至事后一系列权利救济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确认、承继和发展了十八大精神，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参与型行政的理念强调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和自愿接受性，并不排斥行政行为以强制为后盾，并不排除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义务的履行。

因此，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之际，应当注意处理好行政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律定位和现实处境的关系。关键在于要依法使强制性、惩处性的手段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共同准则，成为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如此，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则可期待 作者简介：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了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应当分门别类地对腐败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适合于各个领域预防和解决腐败的相关机制和制度。

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重点在于建构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合法的规范的运营机制，即确保行政主体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真正依法且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坚持科学分权的原则，通过明确职责，完备程序，并制定标准或者规则，为行使行政权力的人们设置最为基本的规范，这也是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的重要支撑。

依法使强制性、惩处性的手段成为共同准则。进入专题： 法治政府 依法治国 。

建立健全这些制度机制，是依法决策的重要保障，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目标。预防和解决腐败重在确保依法行政。